的过程。 　　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终的依然是制度的转变。 　　新京报：打破垄断就意味着破坏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 　　陈道富：一开始还做不到打破所有的垄断部门，而且很多垄断行业确实是自然垄断，比如资源型的、通讯、电网。 　　但可以从局部破坏，选取其中的一个领域，比如三网融合，比如铁路交通领域，抓住一个部门引入竞争因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从哪里破坏、怎么破坏，这需要政府来设计和思考。破坏后新的体系成长后，就会产生新旧体制的不协调，这就需要政府引导。 　　政府应该发挥恰当的作用，其实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希望政府替代市场，特别是做既不该市场做也不该政府做的事，比如设租、寻租的事。 　　我国具备快速、稳健复苏条件 　　新京报：改革必然有阵痛，由此可能引发经济下行，为了追求短期的目标很可能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陈道富：调整过程中，社会对经济的容忍度确实会出现下降，因此需要一个缓冲机制，让人们相信不会出现加速性的调整，而中国具备这个条件。 　　国际上其他国家由于掌握资源不多，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都用了货币的方法，最后导致对内恶性通胀，对外货币贬值，债务上升，比如拉美。 　　中国除了有货币外，还有高储蓄，一方面可以转换为投资，另一方面还有外汇储备和中国的国有资本，这两个是实实在在的资源。 　　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这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 　　新京报：中国未来20年还能保持8%的GPD增速吗？ 　　陈道富：中国经济有乐观的因素：一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原来结构性力量还在，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都还有动力。 　　二是中国的收入水平还可以激发消费市场，具备形成消费社会，特别是服务消费社会的初步条件。 　　三是与世界一起处于新周期启动前的孕育期。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在7%-8%左右。 　　悲观的方面，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社会结构适应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经济低速增长的容忍度不高，特别是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