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因素，“主要是地方有地方的考虑，一来是将来国税、地税的区分，二来是对当地财政收入、经济的影响。” 　　目前，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所有试点政策模式不动，即试点行业范围、试点方案及政策安排与上海一致。 　　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按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试点期间对实际税负增加的试点企业予以财政扶持。 　　各地公布的数据显示，试点企业中约90%左右在改革后税负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其余的10%则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比如交通运输业。 　　“这其中有抵扣不充分，即并非所有行业进入试点的原因。”胡怡建说，但如果将下游抵扣行业考虑在内，整体测算下来未必税负上升，因为上游企业税率上升的同时，下游抵扣比率也跟随上升。 　　同时，他指出，交通运输业出现的税负增加不一定要通过财政补贴来解决，因为上下游相反的变动趋势给予了企业“重新定价”的空间，“就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采取的方式，上游企业提高价格，将增加的税负转嫁到下游企业，但下游企业因为抵扣增加并不会增加成本，通过市场上这样两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形成新的平衡。”他和王朝才一致表示，“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整体降低企业税负，且比预期效果还明显，但更重要的是其调整税制结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