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身份证明进行比对。
    但是，这种证据看似效力很强，实则有其内在脆弱性，农产品销售人出具书面证明否认出售农产品，不一定是实情，造成书面证据与实际情况脱节。
    2、由于现行政策规定，农产品收购凭证只能开具给自产农产品个人，但实践中，农产品销售人往往是“二道贩子”。例如：笔者办理的一个案件中，某超市的农产品收购凭证显示，某农民销售给超市巨额的农产品，为了证明此农产品收购凭证记载的经济事项虚假，检查组到农民居住地核查，其究竟有几亩菜地，有多少产量，以此证明业务虚假。从“二道贩子”购买农产品，虽然不符合现行政策，但几乎成为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仅仅以此就不允许企业抵扣进项税额，也很不公平。
    3、农产品收购凭证一般只允许在本地开具，对于跨地区收购农产品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的程序、管理方法比较繁琐，进一步增大了农产品收购凭证的难度。
    4、其实，在“凭票扣税”政策下，税务机关通过纳税评估也应当关注企业的投入产出、凭票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否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但由于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制度主要还是依靠扣税凭证，导致税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关注度不够。而抵扣制度的改变，就是将工作重心完全放在核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上。这是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虚开发票税制问题屡查屡出大案的情况下，来换一种思路的重大税政变革。
    5、在核定扣除政策环境下，税务机关应当非常注重企业生产产品数量、销售产品数量的真实性，否则依然会出现虚开发票现象。
    例如，经过核定扣除计算，某农产加工企业1元的销项可以抵扣0.95元的进项，则该企业可能以收取8%开票手续费的方式，对外虚开发票，以赚取3%的差价。
    三、核定扣除的核心是以销售产品为核心核定进项税额
    核定抵扣，核心是以销售产品耗用的农产品数量为核心来核定进项税额，本质上属于“实耗法”。在此种抵扣方式下，农产品进项税额一般不会出现留抵税额情形，也不会出现前期缴税，后期留抵情况，企业税收较为均衡。
    例如：某企业本年度购进1亿元的农产品，当年进入生产成本的实际耗用为8000万元，利用农产品销售货物的主营业务成本为1亿元，农产品耗用率为60%.第2年该企业没有购进农产品，主营业务成本为5000万元。
    在购进抵扣的情况下，本年度一次性抵扣1300万元的进项税额，第2年没有购进农产品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而核定抵扣的情况下，当年抵扣1亿元×60%×17%&di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