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