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