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三：未来应对财政超收追究责任

　　上海证券报：除了上述问题外，多年以来财政收入的连年超收也比较受到关注，您认为如何从预算法的角度改善这个问题？

　　刘剑文：在超收收入方面，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偏向是超收越多越好，而很少有人、包括地方政府去思考超收收入的正当性在哪里。原则上说只要由人大通过的预算，就是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的，当然很多时候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应该准许预算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比如可以规定在一个多大的公众可接受范围内，允许实际财政收入和预算数的差异，我们是建议在5%的上下浮动范围内。

　　此外，未来还应该对超收追究责任，当然现在追究行政责任并不具备显示条件，但还是有一些追究责任的方式可以考虑，比如超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到人大去被问责，应向人大解释原因，通过施加压力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主要还是应该从硬性规定上，让各级政府建立法律范围以外的超收收入必须受到遏制的意识。

　　另外，未来还应当考虑超收部分可以适当退税，第三种方式就是继续完善推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现在地方还没有稳定调节基金，地方以后可以考虑借鉴中央的制度来建立调解基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