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限制了政府出于分配和再分配目的而提高收入的能力，竞争的结果使得政府将税收负担从流动性税收基础转换到非流动性税收基础，流动的资本税被转嫁为对劳动力所征的税。Wilson认为，由于公共投入对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率有正的影响，从而可以扩大税基，自利的政府官员受激励而提供公共投入，若资本能够在地区间自由流动，税收收入与公共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税收竞争加剧了所谓的“扑向底层的竞争”（Oates，1972），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Fernandez （2005）通过建立是否存在集群效应的税收竞争模型发现，存在集群效应的地区，资本外流不仅直接降低本地区福利，而且会削弱本地区的集群水平。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方政府将更重视资本外流问题，甚至采取不计成本招商引资和降低税率的政策，由此会进一步加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我国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由于一直沿袭改革之初就确定的“中央政府以外的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税权”的“税制之约”，以及大量存在的地方预算外收入等，笔者认为，我国地方政府间为争夺流动性资源的税收竞争并没有对实现“政府剩余”和“纳税者剩余”起到更积极的作用，相反，却对“扑向底层的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营改增”的试点，能够获得进项税额抵扣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迁入上海的企业因此减少了实际税收支出。这一“制度性诱惑”，会使试点的上海成为“税收洼地”。“税收洼地”效应其实是税收竞争的直接后果。

　　完善“营改增”试点工作2011年，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占国内税收收入的42%.作为国税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与地税第一大税种的营业税，其改革涉及面广，技术层面复杂，改革难度无疑更大。为了避免“营改增”异化为一种试点地区吸引资源流入的产业行政整合的手段，形成“税收洼地”效应，笔者认为，“营改增”试点要兼顾地方税源的稳定，尽快出台并完善各项“营改增”试点的相关配套政策。

　　第一，应充分重视“营改增”试点对地方利益和企业的影响。国外税制改革实践表明，公平税负是税制改革能否获得成效的前提与基础。从公平属性考察，地方政府如果因为“营改增”试点导致减少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财政收入，将诱发税收制度的低效率运行。而在企业看来，如果一项新的税收制度使得原来具有相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