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计委下属的物资局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其权力大得惊人。物资局下属很多公司，管产品的“统购统配”。即所有企业的产品都要以一定价格由物资局“统购”，再由其根据需要“统配”出去，这一过程最关键的就是“批条”。掌握“批条”权的部门，自然是香饽饽。

　　“一改革，就意味着很多机关没有权力了。”陈之惠说。例如改革之初，一些物资局局长问：“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我都不管了，我这个局长还管什么？”

　　1992年之后，物资局这一机构转而提出为企业“服务”，后来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放开、扩大，物资局这一部门逐渐消失了。

　　“权力的分配必须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改革的目的。”陈之惠说。但一些单位在改革中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例如工商企业放开登记后，陈之惠曾问一位县委书记：“现在你们的企业登记困难吗？”这位书记回答：“只要你陈主任打招呼，我们马上办登记。”

　　听到这个回答，陈之惠说：“要是全重庆的企业登记，都要我打招呼，我能打得过来吗？”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企业登记放开了，但是企业在登记时，必须要给主管部门一些赞助才能顺利办理手续。

　　“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确实存在，原因就是一些部门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陈之惠说。

　　因此，南方谈话更坚定了重庆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快。

　　陈之惠拿1992年和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比较：1992年重庆市的GDP为274亿元，2011年为1万亿元，增加了35倍；1992年对外贸易8亿美元，2011年292亿美元，增加35.5倍；1992年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36元、773元，2011年分别为20250元、6438元，分别增长8.9倍、7.3倍。

　　“这都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思想的解放，生产力得以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了巨大成就。”陈之惠说。

　　共同富裕不该被忽略

　　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南方谈话中更明确地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