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舆论出现转向的信号
　　在5月CPI再创新的情况下，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目前中国的价格总水平处于可控状态，并将稳步回落。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旗下周刊《瞭望》发表文章《十六大以来两轮宏观调控新启示》指出，十六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大有"总结过来，继往开来"之意。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新的挑争与机遇面前，宏观调控有适时调整的压力与大动作。
　　二、宏观调控政策重心由通胀移至经济转型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稳定增长、调结构与抗通胀"成为宏观调控主基础，而在CPI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抗通胀成为了上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主要表现为准备金率以及基准利率不断上调，以回流过剩的流动性。
　　从目前相关的数据来看，5月M2增速降至15.1%，已低于16%的目标；同时，近期央行票据3次叫停，并且需要央行逆回购配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已体现流动性已趋于紧张，达到甚至管理层设定的控制流动性总阀门的目标。
　　除此之外，上半年密集调控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示，经济先行指标PMI已经创11个月的新低，接近50的经济扩张分界线。同时，中小企业规模性关停倒闭的风险加大，并成为近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重心转移或微调已经具备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温总理表示价格总水平处于可控状态，并将稳步回落，无疑成为了政策转向的重要信号与风向标。再加上《瞭望》的舆论引导，不排除未来宏观调控有适时调整的压力与大动作。
　　事实上，经过30年的较快发展，我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在体制方面，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阻碍重重。但通胀的较大压力，以及经济冷热不均等因素，成为了改革推进的重大动力。正如《瞭望》的《十六大以来两轮宏观调控新启示》提及，无论是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大、经济运行绷得过紧，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本质上都反映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比如，当前高房价、高物价难调问题。尽管中央对于房价调控问题态度越来越鲜明，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上不到位，效率损失方面屡见不鲜；公路超期收费现象普遍，物流环节成本居高不下等等。这些现象与体制不合理、腐败丛生是密不可分的，并最终导致调控的失效，甚至危及政府的公信力。正如温总理指出"我这人经历多了，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