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举几个例子，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和茅以轼老师和一批年轻人，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操作一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企业的社会投资，后来我们在总结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企业的社会投资，比如说，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从山西最贫困的吕梁山区作一些小额贷款，这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小额贷款实验。我们拿了一些钱，就在当地作一个小额贷款的试点。我们请了当地的一个小学老师操作，是有利息的，当时整个市场的利息非常高，我们收的是一个百分之十六的利息，后来整个市场利息降下来了，当时我们征求小学老师的意见，老师们说不用降就这个利息，所以一直保持16%的利息。通过收这个利息就可以把操作的成本、坏账等解决，就可以一直运行，这个基金就慢慢的大了一些。后来我们扩大了，最近我们在山西永济县又注册了小额贷款公司，也是按照这种模式。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全国有一千多家，而我们这个公司是唯一一家设在村子里的，完全是农户贷款，最多只有2万块钱。现在正在运作，我们筹集到企业家很多的投资，现在有三千多万人民币，很快，大概两三个月我们就贷出一千多万，大概到明年我们就能完全贷出三千多万。我们在成都和其他的地方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利率是百分之十八左右，一年左右就能够完全自己滚动起来，而且可以复制，可以扩大。所有的投资股东是不分红，没有利润，但是大家作为一种社会试验，看能做多大，能做多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头，在县域里头，给小企业的贷款。真正现在给农户的贷款，给贫困农户的贷款，一千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是没有一家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想把这个模式扩大。

        另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做的北京富平学校，在北京通县，我们专门培养保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北京市培养了两万多保姆，这些保姆解决了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每年他们创造的GDP是两亿多人民币，我们投资了四十万人民币。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就有六十多专职、全职的人员，每个星期六[22.67 0.93%]、星期天组织他们搞活动、再培训，我们有律师给他们维权，这些都是从成本里开支的。所以说只要很少的投资就能解决很大的社会问题。再把眼光扩大，前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小额贷款乡村银行，就是贷给最贫困老百姓，他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社会投资，现在已经变成孟加拉最大的银行。在孟加拉有两种屋顶，一种是茅草的屋顶，一种是铁皮的屋顶，铁皮的屋顶是稍微富裕一点的，茅草屋顶是最穷的，他们只贷款给茅草屋顶的客户。他从这个小小的实验，几乎做到了孟加拉最大的银行，他有利润，但是不分红，解决了好几百万户、几千万人的问题。你要看他也是按照市场的操作，他跟一般的银行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他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如果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他就不会贷给最穷的人。

        最近我们请了日本的一个专门做有机农业的朋友，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有农药和化肥，我们有一次到村子里面去，农民专门种了一小块地不撒农药和化肥的自己吃，卖给我们的是另外的一块地，我们现在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日本同样存在。这个人就促进日本的有机农业，现在是日本最大的有机农业的公司，一年有好几十亿的产值，他也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有很多的农户和他们合作，在城市里雇了很多人送货上门，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因为他这个公司的存在，使得日本的有机农业的价格很低。而在国内，有机农业现在是一个暴利、巨额利润的行业，而日本因为有了他们公司的存在，把有机农业的价格降低了下来，他解决了很多人的食品安全问题，发展了产业，也解决了就业和农民生计问题。他们也是很少的投资，越来越大。

从这例子，我们看企业社会投资有什么特点和意义呢？首先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我们很多的慈善最大的问题就是规模上不去。社会投资的方式可以自我的滚动和发展，可以用少量的投资解决大量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很多贫困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可以大规模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第二，他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市场效率很高，但是公平很差，而公益公平做得不错，但是大家效益很差，这个既有了效率也有了公平，因为能够不分红、不追究利润最大化。第三，它能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这种投资的理念和方式企业家也比较能接受，企业家从心理非常认同市场操作的模式，所以这种操作模式比较容易动员更多的资源。第四，可以造成一种公益和市场的转换，这种事情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完全转成市场。一开始是公益，包括小额贷款，国际上有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由于给贫困人的成功贷款模式，发现给小企业也可以这样作，大量的商业化的运作也开始，可以开辟很多新的领域。公益和市场可以转换。还有，对市场有很大的制约，我们现在市场有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希望有很大的暴利，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就可以对市场有很大制约。如果有我们小额贷款投资在农村，老百姓有了选择，农村信用社、高利贷就有了制约。

        如何在我们国家大规模的推广这个呢？

        首先，我们应该从理念上宣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观念还没有被很多企业家所认同，还没有被很多企业家知道。我们还没有很多的例子说明这个事物的好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舆论很容易对这个东西进行攻击，包括我们的保姆公司，也有这样的问题，社会上就有很多人这个容忍度较差，对商业型的、社会型的企业完全就认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对我们公司的判断，完全把我们公司当做一个商业化的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要在社会上来提倡、宣传、拓宽这种理念。

        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机制，能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投资型的新的资本市场，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拿出企业的利润的百分之一来做企业社会投资，现在企业可以投资一部分，虽然没有分红，但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得到了名誉、良心、社会公益的回报。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即我们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我们现在都说风险投资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没有一个资本能够上市，所以我们的风险投资不够好。我们在社会投资这里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机制呢？

        比如说，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公司投资了，有一个公司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笔钱抽出来，那么现在是不行的，假如我们有一个交换市场，有很多人可以充分的取贷，利息略高于银行利率可以随意把本金收回来，那么我们企业大量的剩余资金就会投资到这里，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把剩余的资金支持一下公益事业，而且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把钱抽回来。这里就涉及几个问题，一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交换机制，在我们股市里我们只有赚钱的机制，我们能不能在股市交易所里设置一个板块，叫做企业社会投资交易板块，我们可以在网上作宣传，你做得好了，就有人来给你投。假如我们还有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作一个担保，这些风险应该由投资者承担，或者有一个公益性的做担保。

        比如日本的这个有机农业就有这样的担保，他们的资金可以随时的出去。当退出的时候我们有个基金可以先进去，然后去别的地方找，看谁能把基金的股份置换出来，有周转金在里面就不至于丧失流动性的问题。如果有了这样的机制，像这样我们就容易更大规模的吸纳更多的有公益心的企业进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另外就是股权机制的问题，这里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按照一般的说法，比如说我们把资金投进去，我占大股，我就是大股东，这样的公司很可能它的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全新的，他不以资本来说。第二，这种模式可能需要按照社会企业家的理念来操作，资本进来是认同我这个理念进来的，不是要来控股，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机制。最后，我们能不能在国家的税收方面作一个优惠，这里我不想特别的强调，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公司，该交税的同样交税，该有的优惠同样享受。但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更好，企业可以在税前进行投资，国家要特别的鼓励。第四，就是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可以作这些事情。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所有在市场机制下都觉得十分尴尬、运行得不好、运行不下去的事情都可以作这个事情，比如说小企业融资、农民的融资都是中国经济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成立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社会投资银行来大规模运行。比如说教育，搞好产业化没有那么多资金，不搞产业化就一塌糊涂，实际上教育方面，特别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甚至是一部分的大学教育，如果是按照社会投资的理念的话，我们都有可能做好。在卫生、健康领域，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我们怎么样来建成一个全民的健身运动，这里需要很多的投入和健身房、运动场馆等，这些可以单纯的商业来运作，但是商业的运作就可能成为有钱人的享受，那么如果我们可以作为社会投资的方式，如果有一定的回报，我们都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假如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的市场发展的道路来，我们经常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色在什么地方？我们有长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有很深厚的土壤，我们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推动，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慢慢都起来了，他们早期都接受这些教育的话，如果我们有国家来大力推动的话，我们未来可以走出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起码我们是有一定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还有一点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认为我们还要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家赚名，如果企业家真正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在名誉上得到回报，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推官企业社会投资的根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