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拥有台前幕后的鲜花与掌声，身边总是围绕着光环与流言。明星的身份，无疑让他们省去了不少原始积累的麻烦，同时也带给了他们无数的眼球与人气。

        上天总是如此的公平，有带来的，就有带不来的：比如对市场搏杀残酷性的认识，对商业理念的认知，日积月累的管理与营销经验，对财务知识的熟悉和运用自如。一旦明星们走上了独立创业的道路，脱离了原本擅长的领域，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与普通创业者并无二致，从与草根创业者们抢地盘，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从开餐馆、酒店的“玩票”，到越来越多地进入专业化领域、高端行业。这一切，折射出资本门槛的提高，也折射出现代商业理念不断植入，对中国创业者们的影响。此时，明星们才算是真正与草根拉开了差距。这是社会的进化，更是商业的进化。

         他们首先是一名创业者，其次才是一位明星。而正是这样的经营智慧，这样的人生转变，才是值得我们去借鉴与深思的。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表面的安静和克制下，已然涌动着商业的欲望和无序的骚动。

        当那些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资源，却依然被禁锢在体制内的演艺明星们，体味到这种欲望和骚动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创业。只可惜，他们的生意模式往往太过简单和蛮荒。在这个时期开公司的明星，80%都以失败告终。最典型的莫过于刘晓庆。

        刘晓庆大红大紫的年代离现在有点远。那时候，谈论财富是羞耻的。于是，在1983年那本著名的自传《我的路》里，刘晓庆大胆宣告：“我的每一分钟都是用来赚钱的。”“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顿时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群起声讨，纷纷斥之以“拜金主义”、“堕落”。

        要知道在当时，电影演员还被视为“艺术工作者”。他们有“单位”，拍电影不拿片酬，只有固定工资。刘晓庆记不清第一次“走穴”是什么时候，却记得当时对方开出的价码是两块钱一场，算下来一天演上五六场，几天下来就比她一个月工资还高。没多久，她自己就当起了穴头。这让刘晓庆意识到，明星最大的资本就是名气和人脉，而通过做生意，可以贩卖这些无形资产，迅速转化为有形财富。

        1991年底，刘晓庆正式投身商海。她的经营套路很简单，就是贩卖自己的名气和人脉。

        以房地产公司为例。1994年，电视剧《武则天》让刘晓庆再度红极一时。同年，她就出版了《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这本“自白录”仅标题就拍到108万元，趁热打铁，刘晓庆通过各种媒体发布了她一揽子商业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庞大的房地产项目，“分布在深圳、上海、烟台、昆明等地，投资过亿的就有8个”。

        事实上，这是许多房地产商为“拿地”的政策性优惠巧立名目。几乎所有刘晓庆名下的房地产项目都是别人以她的名义投入资金，而他们给刘晓庆的“好处”，“一个项目就在500万到1000万元之间”。

        按照这样的运作理念，刘晓庆开公司一是自投资金；二是别人以资金、她以名义和肖像共同投入；三是一些商家将产品挂靠在她名下生产；四是为完成一笔生意临时注册。最早下海的刘晓庆因此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1999年，刘晓庆登上当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45位，号称身家7000万～9000万美元。

        然而成也盛名，败也盛名。刘晓庆毫不掩饰的野心、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高傲、目空一切，使她招致无数双眼睛的窥视。2002年6月，刘晓庆被指控“公司逃税金额高达1458万元”，随即被捕入狱。一位和她相熟的朋友感叹：“其实很多明星都逃税，但她长久以来太高调了，不整她整谁？”

        此后，刘晓庆失去的不仅仅是422天的自由，还有她赖以为生的名声。她的几十处房产被强制变卖，公司一个个宣布破产。这段商业路，最终还是在全社会一面倒的嘲讽、谩骂和打压中黯然结束。

        1991年，陈佩斯和父亲陈强注册大道影业公司，到1997年，大道影视一共投拍了6部电影，因为经营不善，叫好不叫座，辛苦一年，账面利润往往不过二三十万元，以致陈佩斯把积蓄拿出来，把房子抵押出去，还扛不住，最后只能走穴攒钱。

        1997年，梁天、葛优和谢园以集体的力量开办好莱西影视公司。浙江一家服装企业用财力和他们的知名度结合在一起，以期创造出经济效益。不料，随着葛优的知名度与梁天、谢园逐步拉开距离，一起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闹到后来三人不得不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仿佛被释放的瓶中精灵，上世纪90年代，不仅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也挣脱了体制的束缚纷纷“下海”。他们依然小心翼翼。幸运的是，他们不仅赶上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民经商热潮，更赶上了90年代中后期，商业思潮改变中国的契机。

        尽管成功仍不容易，时代前进的步伐已不可抗拒。那个蜕变的时代，属于李宁。

        1988年汉城奥运会，李宁失掉了金牌。当被狂热的民族情绪从浪尖抛到谷底，原先的鲜花和掌声变成了无休止的责难。回国时，在机场拿着鲜花迎接李宁的，只有李经纬。

退役后，李宁没在当官或是当教练中二选一。他成为健力宝总经理李经纬的特别助理。当时全民经商的热潮正在兴起。然而舆论对李宁这样一位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下海”，还是颇有微词。

        尽管如此，李宁终于凭借自己的明星效应，促成有外资共同投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他出任总经理。

        牌子立起来了。怎样打开市场？有过17年运动员生涯的李宁，马上想到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想到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

        要买断火炬传递权，需要300万美元。当时李宁的公司却只能拿出250万元。更毋论他的竞争对手还是日本富士、韩国三星这些鼎鼎大名的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李宁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直接找到火炬处处长。

        他谈到自己通过搞经济发展体育的“下海”目的，谈到“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他甚至还扯到第一个将商业运作融入奥运会的尤伯罗斯，“这个唯利是图的美国人唯独把奥运火炬传递权留给了本国企业，难道在爱国主义面前，我们还比不上尤伯罗斯？”

         据说那位处长最后被李宁感动得几度哽咽。火炬传递权花落李宁。李宁牌服装更被选为亚运会指定服装。整整一个月，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媒体上认识了健力宝和李宁牌。

这一战如此关键。李宁从一个完全不懂经济的体育明星，转变为把手中资源运用到极致的商人。

        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李宁曾在运动生涯中深刻领会其威力，继而在商业上灵活驾驭，为我所用。在混乱的市场经济初期，在李宁牌尚且弱小的时候，这种以民族主义挂帅的战法，在李宁以后数年赞助体育赛事的公关中屡试不爽。

        1994年，愈加成熟的李宁试图明晰产权，脱离国有性质的健力宝自立门户。他不断地从健力宝公司赎买其所持李宁公司的股份，这个过程至1997年前后才全部结束。李宁完成了对公司股权的绝对控制。多年后，李宁牌扶摇直上，李经纬却因为自身产权不清，最终失去了健力宝集团。

        这个结局有点讽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是抓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明晰产权转为独立商业实体的契机，还是不断累积民族感情助力李宁牌走上商业巅峰，李宁完成了从一个明星到一个商人的完美蜕变。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熊倪急流勇退下海经商，在长沙搞了一个“熊倪牌”的服饰品牌，做休闲类服装。可惜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全盘皆输，工厂倒闭，专卖点纷纷关门。

        1998年，李小双办起体育服装公司，刚开始名声在外，最后也落得无声无息。

 

        姚明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标志。他标志着当整个社会进入商业时代，明星效应本身就足以形成一个财富产业链。于是，专业化团队的运作、资本的进入……种种商业力量推动着明星成为市场的主体、资本的新贵。

        在姚之队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团队如此专业，如此专一地去挖掘和开发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

        姚明生逢其时。2001年之前，他只是一个有着优秀潜质的篮球运动员，称不上极具商业价值的品牌。姚之队成立后一切开始改观。将姚明引入NBA，就是姚之队进行“姚明”品牌运作的一项创举。

        姚之队共有6人，领头人是姚明的表姐夫章明基。他是芝加哥大学的MBA，他为姚之队设计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组织架构：美国著名的BDA体育管理公司总裁比尔•达菲是姚明的美方经纪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约翰•海金格负责商业推广；比尔•桑德斯是市场专家：章明基本人则主要负责姚明在中国的商业谈判；协助章明基的中方经纪人是陆浩；王晓鹏是一名律师。

        纵观下来，姚之队的成员几乎都是进行品牌运筹、投资经营、公众形象策划的高人，而且中美结合、非常全面，尽管成员之间有着明确分工，但他们都直接对姚明负责，依靠每周一次的电话会议协调沟通。

        譬如姚明的商业代言。姚明刚刚登陆NBA，就有500家以上的公司排队等着姚明签约。这涉及筛选问题。姚之队委托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姚明做市场调研。随后，“姚明”的品牌形象被姚之队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当研讨一份商业合约时，姚之队所有成员将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给出专业意见，对合约的内容、收益、影响做出全面评估，最后大家商讨决定，章明基拥有最后决策权。而一旦确定要谈合约，姚之队还要对所代言产品做全面的市场调查，并以数学模型分析，章明基称“这一项就要花出去十几万美元”。

       正因为这种严格，当时姚之队放弃了3000万美元以上的品牌代言——相当于姚明当时工资的好几倍，而是精心为姚明挑选了VISA信用卡、苹果电脑、百事可乐、锐步、麦当劳、中国联通等著名品牌。与此同时，有助于提升姚明形象的无报酬公益广告，如艾滋病公益宣传、野生动物救助协会广告，姚之队鼓励姚明积极参加。

        据不完全统计，姚明代言过至少14种品牌，其形象非但从未受过影响，反而愈加光大，个人价值急剧上升。

        不过，确立姚明NBA代言人的地位还只是姚之队的短期战略目标。他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把姚明塑造成与飞人乔丹平起平坐的商业巨星。这就必须考虑到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和运动生命周期的关系。为此，2007年，姚之队开始对“姚明”品牌去运动化转型。

        在姚之队的指导下，2005年，姚明没花一分钱只出一个“姚”字入股休斯顿“姚餐厅”；2006年，参股巨鲸音乐网；2008年，在北京投资兴建四星级酒店；2009年夏天，姚明成为上海大鲨鱼男篮队的新老板。

        这种种活动都没有突出或篮球或NBA的标志，而是更为泛社会化与“姚明化”。目前姚明的资产已超过7亿元人民币，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排名第一。

        显然，“姚明”两个字已经越来越具符号价值与意义。如果说姚明的成功中蕴涵着某种深刻的游戏规则，那么姚之队就是深谙游戏规则的操盘手。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专业化团队在明星财富链运作上的巨大力量。

        采访过李静的记者说，她是一个最不像创业者的创业者。在东方风行公司，她的官方称谓不是“李总”，而是“静姐”。面对商业类杂志的采访，她甚至会表现出一种抗拒。可是她的东方风行在国内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中，规模和收入仅次于王长田的光线传媒。她旗下包括《超级访问》、《美丽俏佳人》、《情感方程式》等多档节目，仅靠内容销售和广告，年利润近千万元。

        梳理李静的创业史，前半场和商业的重合痕迹并不很明显。2000年，李静拉上妹妹和一个老同学，再加上戴军，四人制作出《超级访问》。主持人李静红了，可就是没钱。当时电视节目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拍完一次性卖给电视台，拍到中间没钱了还可以选择不拍。电视节目要先和电视台签约，节目免费提供，电视台则给你几分钟贴片广告，管你卖广告赚不赚钱，你必须一直录下去。所以李静每周都为下周制作节目的费用焦虑。最落魄的时候，她外债200多万元。

        后来穷极思变，她跑去跟电视台谈判：5分钟的贴片广告全给电视台，只把其中30秒作价付费给李静。对电视台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节目收视率高，广告收入进账，收视率低，直接下档。电视台同意试一试，每期节目给李静这边2000块钱。就这样，李静成了全国第一个把节目卖给电视台的人，这一卖还卖了50个台，一期成本3万元的节目能卖10万元。制作不愁了，很快，收视率节节上升的《超级访问》还拉到了大红鹰的冠名。

        买节目的电视台不乐意了。可这时李静已经有了卖方市场的底气。凭着自己的商业方向感，她找到了一种卖节目的新思路。不过，这还远远算不上成熟的商业模式。

        让李静由明星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彻底转型成为商人的契机发生在2007年。当时，李静的东方风行旗下已经有包括《超级访问》、《美丽俏佳人》、《情感方程式》等多档节目，华谊兄弟传媒表示出浓厚的收购兴趣，也正是这时候，李静在饭局上认识了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和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她最终选择了与红杉合作。

        之后，李静确立了以节目内容为支撑，发展自有品牌和商品零售的模式。而这正是出于沈南鹏的建议。沈南鹏先帮助李静成立了东方风行商贸有限公司，与之前的东方风行传媒公司独立运作核算；然后建设乐蜂网，搭建起电子商务的平台。李静不懂电子商务，沈南鹏就为她挖来了百思买的运营总监负责乐蜂网的管理和运作；李静对毛利率等财务数据全无概念，沈南鹏就为她推荐了财务总监……

        李静自有品牌J-plus的第一款主打产品精油就是一个成功的操作案例。先是在她主持的《美丽俏佳人》上陆续播出精油专题，介绍精油的各种用法，进行市场预热，然后该款精油登录乐蜂网进行销售。2009年，该款精油的销售额就已达到几百万元。由于是自有品牌，据称J-plus的毛利率可达40%以上。

        最近，沈南鹏还将李静推去了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除了李静天生的商业方向感外，应该说正是沈南鹏的加入和专业规划，让李静得以真正从商业角度调整并发展自己的公司。她没让沈南鹏失望。2009年，东方风行传媒成为“为数不多的投资人投资后第一年，实际实现业绩超过当初给投资人提供的财务预测的中国公司之一”。

        说到电视制作人和主持明星创业，李静的“前辈”杨澜同样借力资本，其商业之路却远比李静坎坷。

        丈夫吴征就是杨澜的“投资人”。他们一起创办阳光卫视，原本准备通过观众付费和广告收入两种途径实现盈利。这种模式在中国却太超前，阳光卫视开播三年亏损资金超过2亿港元，杨澜只能忍痛转手。接下来，杨澜夫妇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和资本运作，计划打造跨媒体平台。问题在于这些项目间缺少内在联系和核心驱动力，所谓的规模根本无法带来收益。

        关键时候，丈夫吴征无疑是杨澜最坚定的支持者。资本没有弃杨澜而去。

        后来杨澜决定重做电视节目——《天下女人》，将职业女性作为自己的受众群。围绕这个定位，杨澜自己在职业女性领域的影响力才得以完全发挥，阳光媒体纷繁复杂的业务才找到了支点。

        通过作为重要枢纽的“天女网”，杨澜得以整合电视、电子杂志等资源，打造一个中国职场女性的多媒体社区；杨澜还在尝试与中信银行共同推出中信女性信用卡，准备与中粮集团共同开发针对女性的葡萄酒产品……

        李静和杨澜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最后重合于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身份上，商业路径则是一个向外扩散一个向内深耕、一个无限延展一个致力精准，因为有了资本助力，最后殊途同归地通向成功。

        当商业的力量和明星效应日益交融，明星渐渐不再满足于被推动。从立足专业、衍生产业到管理的创新，明星开始了自我进化，在争议中成长，在成长中爆发。

        样本：他原本只是出版价值链当中的一环，但他现在成了自行编织产业链条的人。

        关于郭敬明的消息，从出道时的抄袭风波，到出版小时代系列狂秀奢侈品，再到观看顶级大牌走秀坐前排，似乎都被放到了娱乐版。明星的光环模糊了他作家的身份，更让人想不起他早已悄然转型——资深业内人士估计，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的月销量大约在30万册左右，每年能赚1000万元。而《最小说》系列刊物，已经占有青春主题杂志书市场份额的83%。

        他原本只是出版价值链当中的一环，但他现在成了自行编织产业链条的人。

        郭敬明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成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签约作者。2004年，他牵头成立杂志书《岛》的工作室，向春风文艺出版社提供内容。2006年8月，他结束与春风的合作，转而跟长江文艺出版社合资设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郭占控股权，并出任公司董事长，合作策划青春杂志《最小说》。他与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间的合作被定位为“公司和公司、团队和团队”的强强联手，而不再是出版社和一名作家之间的关系。

        《最小说》出现之前，国内现有青春杂志表现平平，《最小说》定位称得上精准：放大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的成长历程，引起同年龄段的郭敬明粉丝的共鸣。其选题的策划、定位、包装方式都堪称流水线生产。

        2009年，《最小说》又推出增刊《最漫画》、《最映刻》、《I WANT》，每个月分上半月刊、下半月刊分别捆绑上市，以12.8元的低价零售，主攻学生市场，也是要把这个市场一网打尽的意思。

        粉丝们对郭敬明的崇拜完全符合著名书商路金波曾提出的“非理性崇拜”：“韩寒的书，就算里面是白纸，我们把它塑封了也能卖10万册——很多人就是冲着韩寒这个名字去买的。”把韩寒的名字替换成郭敬明，公式一样成立。

        “内容为王”的杂志显然不能依靠郭敬明一个人。郭敬明的作者是批量发掘的。

         郭敬明以《最小说》为平台，举办“The Next-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采用“超女”模式进行海选，PK，吸引了6万多名参赛选手前后近15万篇参赛稿件，然后以公司名义跟他们签约，出版，并亲自在自己博客上为新人们造势、带他们参加节目。

         2009年郭敬明进账的1700万元收入里，只有20%是他的个人版税，更大的部分来自柯艾的利润分成。从长远来看，类似的圈人运动将帮助柯艾形成循环垄断。

        从自己给青少年读者写小说到提供杂志平台让青少年读者写小说，郭敬明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步成功的外延扩张。在他的规划里，抢夺终端已在考虑中。他希望《最小说》的限量发售、柯艾作家团队的签售等诸多营销方式可以在未来的柯艾门店里进行。

        既然成为了商人，郭敬明还有一重身份自然是管理者。这个身份似乎不如前几件“马甲”那样光鲜。据说他十分强势：“你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但是永远不要听别人的，就是你自己做决定就行了，一定要强势。”他的强势甚至导致了最早的创业伙伴率领部分编辑团队集体出走，创办了与《最小说》同类的竞争杂志《花与爱丽丝》。

        不甘于只做一张被人打来打去的“大牌”，最终自己掌握出版链条主动权，计划摆脱终端的支持以完全自立，在管理上又似乎显露出急于证明自己的尴尬败笔，郭敬明的面目在明星的光环下、大众的误读与争议中有些模糊不清。

        但是，或许是我们自顾把印象停留在他“45度仰望天空”的青涩时代，真的小看了这个开始长大要求独立的“孩子”。

        样本：既有中国传统老戏班的情分、做派，又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这就是德云社的生存之道。

        总有人质疑德云社的管理。的确，这与一般企业大不相同，这可算是郭德纲的“创新”。郭德纲是德云社的一家之长。

        德云社的前身是北京相声大会，说白了就是一盘散沙，2005年红了郭德纲，想再发展，成立公司就成了必然。可要从草台班子变成公司，这个转变不容易。

         首当其冲就是管人难。没开过公司没办过企业，怎么管人？不知道。后来生搬硬抄，把规章制度一条一条列出来，也不行。譬如一直以来，演员对工资的理解就是劳务费，被电视台请去做节目，对方直接给的就是劳务费，不会给你讲这是不是上过税的。但公司运作后，演员每个月拿工资都必须要扣税，一些演员就不干了。这怎么行？

          索性，郭德纲就真成了“家长”。

          2006年开始，郭德纲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开办学员班、培训班，完全按照传统的民间戏班的方式来培养和教导学生，“两年一科，第一科是‘云’字科，第二科是‘鹤’字科，第三科是‘九’，第四科是‘霄’，连起来就是‘云鹤九霄’。”

         既然是老戏班的做派，自然有老戏班的规矩。德云社从最初的三、五人到今天的四十来人，除了经纪人王海、老搭档于谦和最初的创始人张文顺以及李菁等之外，其余的成员几乎都是郭德纲的徒弟或干儿子。

        郭德纲不无得意地说：“我徒弟都是于谦干儿子，于谦干儿子都是我徒弟；徐德亮、张德武是张文顺的徒弟；高峰是张文顺的干儿子；张文顺给我捧哏这么多年，李菁、高峰也是跟我多年的师兄弟，李菁的徒弟又是我干儿子。”

        这样一环套一环的人际关系，就相当于德云社的公司架构。而对郭德纲来说，所谓公司管理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

        当然，德云社里绝对是“家长”郭德纲说了算，“艺术圈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比我强，我才能听你的，你什么都不会你管我，我不会听你的。”

        这反过来又刺激了郭德纲必须让“孩儿们”信服。于是，德云社诞生了自己的智囊团——创作班底。“为自己整理素材，挖掘和整理传统节目，包括我们写的戏之类的，这一块是由我们德云社的秀才徐德亮负责，他带着一拨人在从事创作，确保创作能够跟得上，不断能出好段子。”

        背靠师父郭德纲这棵大树，又有了好段子，德云社里有些演员开始频繁在社会上出席各种活动及演出，甚至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做起节目主持人，有些也已是“小腕”了。这就是郭德纲对徒弟的培养和提携。

        这时候再谈制度就好办了。在德云社里，“有的演出是拿月工资的，有的是用每场的酬劳计付的。”而对于给演员安排的场次，由公司考虑到个人收入的平衡统一编排。

        与此同时，正是自己的明星号召力与成批成“腕”的徒弟们，让郭德纲有可能开始打造德云社的产业化链条。

代表人物：赵本山

        从超级明星到掌门人，再到娱乐创业家，赵本山是为数不多的跨界典范。

        他的产业链很简单——把经营剧团跟经营剧场结合起来，打造一个统一的品牌——“刘老根大舞台”；用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包装二人转演员，演员成名人了，为“刘老根大舞台”吸引更多观众，带来不断上涨的上座率，进而连锁经营。

代表人物：周星驰

        2009年6月18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一家公司的地产收购公告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在收购的背后，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资本小鳄——周星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中。自从1990年，周星驰在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后，便在2004年起做起了“炒地皮”生意，而且一发不可收。据说星爷已经累积了近5亿元的地产，而他平常拍戏之外的事情，就是带着墨镜、骑着单车，在香港中环一带“踩盘”。

 代表人物：陈冠希

        陈冠希自创的CLOT公司号称“中国第一潮牌”，拥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包括服装店、服装品牌、公关公司和演艺经纪公司，目前已经在香港、吉隆坡、上海有3家专卖店，并即将在上海和台北开设新店。

        陈冠希本身被视为“潮人”代表，为了宣传个人品牌，陈冠希大力运用了自己的资源和优势。比如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品牌代言人的优势，使CLOT得以和一些国际著名品牌联手推出的限量产品——与NIKE合作的鞋款“死亡之吻”，和LEVIS合作牛仔裤、限量版小熊玩偶。所有合作限量产品，销售率达到95%。

        出席各种活动时，陈冠希常常穿上CLOT的衣服充当活广告，而且拍照时往往会摆出表达Clot的C手型。

        他还大力促成CLOT为跨国品牌举办产品推广派对和创意策划，其客户不局限于服装品牌，还包括COACH、轩尼诗这样的时尚品牌。正是这些活动反复塑造了陈冠希和CLOT的品牌形象。

        “艳照门”事件对陈冠希影响极大，但其“潮人”的名头却并没有动摇，令人无语的是，陈就“艳照门”道歉时的衣着还成为大众追捧对象，特别是那天的“出庭款”——LEVI’S*CLOT合作超爆后袋烫金LOGO牛仔裤。

代表人物：毛戈平

        毛戈平成名于《武则天》中为刘晓庆的化妆，之后顺理成章地办起了化妆学校。明星学校往往面临一个问题：学员出路。

         毛戈平的学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学员成为了毛戈平的自创彩妆品牌MGPIN专业导购的稳定来源。而因为以专业的彩妆师代替普通营业员的模式，卖产品的同时还卖化妆技巧，品牌附加值得以提升，MGPIN在一些百货商店已经突破年营业额千万元。这个数字尽管在欧美品牌看来只能算是中流，但对亚洲品牌而言却意义非凡。

        一面解决学员就业，一面让学员成为MGPIN的杀手锏，毛戈平可谓一箭双雕。

代表人物：任泉

        据说在北京、上海，明星餐馆、酒吧接近百家。任泉算其中的成功人士，其在上海的川菜馆已经开出了第6家。

        明星餐馆一般是借助明星打出知名度，同时圈内朋友也会不时捧场。但这种单纯模式的软肋是：当靠前面两点优势带来的新鲜感慢慢褪色时，当顾客数量接近饱和时，如何继续？所以明星餐馆、酒吧开得快，垮得也多。

代表人物：刘孜

        刘孜是Pampers高级宠物店的老板，因为自己喜欢宠物。她也是意大利家居品牌Kartell的代理商，因为家居设计也是她的爱好之一。当初为争取代理权，专业背景和经验方面并没有优势的刘孜，想到了用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方式向Kartell意大利总部展示她在燕莎商圈“官舍”的店面选址。

        像刘孜这样跨界玩票的明星不在少数，项目赚钱与否对她们来说不算很重要，如刘所说：“经商不是我的目的，是一个途径，目的是让我更简单地生活。”

孙悦

        听说某某明星开餐馆赚了钱，好，咱们就开饭馆酒吧去。不就是凭名气吗？他行我也行。于是，孙悦开了饺子馆，田震就在附近办起“湘园”餐馆；侯跃华有家茶楼，那英有个“花园餐厅”；陈佩斯在繁华的知春里路段办起了餐馆，冯小刚也在不远处开了家“不见不散”茶餐厅；解晓东这边是“没完没了”酒吧，臧天朔那边是“朋友”酒吧，李玲玉还有个“夏威夷”酒吧；任泉把“土豆炖茄子”从北京卖到上海，腾格尔把内蒙小吃从北京卖到西安……

吕丽萍

        听说办学校挣钱，吕丽萍的群星艺术学校，胡兵、瞿颖的模特培训学校，熊倪的跳水学校，范冰冰的影视艺术培训学校，陈爱莲的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还有田华、杭天琪、陈娟红、小香玉、张国立……头上一夜间无不都多了个新头衔——校长。

张国立、邓婕夫妇

        又听说搞影视赚钱——既有从业经验和社会关系，又熟悉门路、轻车熟路——这么好的商机还愣着干嘛？于是，梁天捣弄出了贺岁片《防守反击》，林瑞阳推出了电视剧《卧虎藏龙》，李修贤有《义盖云天》，张国立、邓婕有《康熙微服私访》，朱时茂有《关怀》，谭晓燕、陈晓旭、陈佩斯、刘德华、王璐瑶……连徐静蕾都要自导自演自任制片，不甘人后。

还听说触网也赚钱，谭咏麟、曾志伟、陈百祥、吴宗宪、姜昆、李骥……前仆后继开始办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