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门槛要降低，但监管要加强。从简政放权说，“放”本身也有一个管理的问题。 　　要防止反弹，就要特别注意完善“放”的过程，比如把审批制改成登记备案制，但发执照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应当考虑企业诚信经营条件、安全条件等一些必要因素？放权也要有放权的规则。如果这方面的配套措施跟不上，一下子放开，结果混入问题企业出了问题，那么不愿放权的人又会说，你看不行吧？还是要批吧？那么改革又将前功尽弃。小到企业准入登记，大到更多范围的简政放权，都要有这样的制度设计。 　　记者：上海在各项改革上都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期待，下一步上海在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简政放权”方面，应当有怎样的突破口？ 　　王战：上海人讲规矩，权力寻租的问题可能还不是太严重，上海更需要破解的是前置环节的问题。人们都说上海人做事认真，如果实现了简政放权，认真就是财富，但如果我们的机构仍然层层叠叠，审批环节仍然冗长，这个认真可能就会产生副作用。上海不是没有遇到过“墙内开花墙外香”，机构层层叠叠，等一套程序认认真真走完，项目早跑了；如果只是放权，一级级往下放，权还是在政府手里，也起不到根本作用。上海的机会多，但只有简政才能把机会真正变实，简政放权的关键，还是在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