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这种税制结构的不完善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 　　比如，发达国家非常强调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美国联邦级超过40%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如果加上薪酬税，占比达到80%左右。这样，在经济波动中，税收超额累进机制可以发挥相当明显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即在经济繁荣期收入上升时，纳税人边际税率自动跳高，为经济降温；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下降时，边际税率自动下降，为经济升温。而我国的直接税中实行超额累进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税制结构不完善也削弱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目前我国缺乏能够有力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功能远不到位；财产税中的房产税刚刚开始局部改革试点，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无从谈起。这极大地影响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此外，资源税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影响了政府调控资源环境、促进节能降耗的能力。 　　间接税比重过高加大“税收痛苦” 　　新京报：间接税比重过高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贾康：目前阶段间接税构成我国税收最主要的来源，实际上就是把主要的税负加在消费大众身上了。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属于可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优化再分配能力低下，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实际加大了其“税收痛苦”程度。 　　间接税比重过大跟收入分配问题交织在一起，越来越不适应我们今后政策调节的取向。今后的目标取向应该是更加注重再分配的优化。当然，在这方面税收不能够“包打天下”，但是可以利用税制可塑性的弹性空间，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抽肥补瘦”。 　　新京报：有观点称间接税跟直接税的比重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不能人为设计？ 　　贾康：在这方面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说税制是不能设计的，或认为直接税比重上升间接税比重下降完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自然过程。 　　我们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这就完全否定了税制的可塑性和税制改革、税收政策优化改进的必要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对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听之任之，在税收上完全无所作为。但实际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中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正确的税制设计，需要税制改革对优化分配客观要求的回应。 　　需拿出化解既得利益阻碍的可行方案 　　新京报：那接下来应该如何设计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