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增”的方案粗略计算，改革在全国铺开大约要达到3000亿元左右的减税量。 　　新京报：有企业反映“营改增”试点中存在增值税链条不完整、税率划分不细致以及税负增加的问题？ 　　贾康：这些问题要解决。比如运输行业反映税负没有降下来反而增加了。原因也说清楚了：一个车队完成一轮交通车辆的更新约需要四年，四年总算账一定是减税的。但试点刚开始实施时，一般体会不到抵扣的好处。 　　针对这种情况，现在是采取暂时性办法，比如上海对交通企业税负上升的，给予财政补贴。 　　解决过渡阶段的毛病，有人说要采取增加税率的办法，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首先应该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 　　中央、地方增值税收入分配不能一地一率 　　新京报：随着“营改增”逐渐向全国铺开，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也亟需调整和理顺，你对此怎么看？ 　　贾康：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管理，国内增值税收入按75：25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分成。进口增值税收入归属中央，营业税是地方税，基本归属地方财政收入。 　　在“营改增”的改革过程中能否妥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这一重大改革能否顺利普遍实施及其运行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建议是，要建立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较全面覆盖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制，增值税的税权理应归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征收管理，但税收收入仍可以由中央与地方共享。 　　对于增值税收入如何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可考虑在“扩围”之后，形式上仍可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办法，但分成的依据应当坚持1994年改革的“全国一律原则”，只是适当调整其量值。事关坚持分税制基本框架，决不能搞成一地一率。各地收入差距问题，要另外通过转移支付去调节。 　　目前营业税是地方的主体税种，假如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地方税将陷入群龙无主处境。为此需要积极重构地方税体系，特别是合理打造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从国际经验来看，可堪担此重任的当属房地产税、资源税。（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