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福利开支、医疗、教育、国防等项在美国公共部门的支出总额中已经占到了77%，也就是绝大部分，但这几项在我国的公共部门支出中仅占30%，我国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占了公共部门开支的大部分，从此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开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

　　评价财税政策

　　在我们完成的《税收与经济增长：中国证据》的一份研究中，我们论证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平均税率与人均GDP呈现负相关关系。

　　在税收结构方面，通过估计土地税、财产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分离出了各个税收种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非所有的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同的。

　　对于土地、不动产征税，以及营业税，都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我们据此认为：降低总税负，优化税制结构，如降低资本性收入、物质资本、土地和流动性税源的税率，并且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执行措施，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外，我们研究了当前财政税收结构对治理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污染问题的影响。

　　我们发现，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上，中国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的确大大提高了财政制度预防和治理经济衰退的能力。中央政府对预算内开支的影响力，结合对地方政府首长升迁的决定权，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中常见的策略性行为，从而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在反衰退方面的努力程度。

　　在收入分配方面，由于收入一侧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过窄，股利、红利等在税率上被优待，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使得政府在“削高”方面缺少手段。在支出一侧，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政府在“把矮个子垫高”方面成效不彰。收入、支出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我们的收入恶化问题严重。在主要经济体中，我们的基尼系数不仅高于传统的福利国家，也比美国高很多。

　　综合以上，我们有了一个基本判断，总体而言，中国的公共部门在过去30年中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在筹集公共资金的同时，对资本形成、劳动供给造成的扭曲作用较小；而基建投资占较大份额的公共支出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支持。但是，税收收入和支出中具有自动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