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经济增长之外，预防和治理经济波动、改善收入分配以及治理污染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新的税收工具，或者强化已有的税收工具。例如，为了使自动稳定器更好地起作用，更好调整收入分配，我们需要强化收入一侧的企业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显然，这些措施不仅会进一步提高税负，而且对资本形成和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更甚。

　　在支出一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失业保险体系的扩展以及社会救助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强化自动稳定器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改善收入分配所需要的。但这些又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压力。

　　另外，针对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环境税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列入了议事日程。显然，要治理污染，环境税的税率和规模都需要维持一定的水平。这对宏观税负也会产生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推动能源价格，从而对竞争力的提升形成压力。

　　首先，在总量上，为了避免宏观税负的负面影响，采取措施以稳定政府规模，应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工作。考虑到财政赤字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赤字对利率的负面影响较小的情况下，中国使用财政赤字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另外，在经济波动时期，政府应付衰退所需要的资金应该通过财政赤字来承担。

　　其次，为了兼顾增长与其他三个目标，在稳定政府规模的同时，为了预防和治理经济波动、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治理污染，“十二五”期间财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收入结构调整。在收入结构上，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这两个税种在政府收入中所占比重。这样的改革，使得自动稳定器能更有效地预防经济波动，并为治理波动提高宏观调控工具；这两个税种同时是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改革收入结构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将部分含碳产品的税率提高到30%，其他产品税率降低为9%的方式重构增值税税率，在降低增值税所占比重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这样的全球污染物和二氧化硫这样的地区污染物。再有，为了完善收入分配，必须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

　　第三，为了在新时期的多重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我们还需要对支出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作为自动稳定器的重要内容，失业保险必须有较大程度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占GDP比重需要从“十一五”期间的0.07% 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0.5%.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收入分配，还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城乡低保为主的社会救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第四，中央政府应减少转移支付规模，从政策制定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了平衡上述四个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要使自动稳定器更好地起作用，税收、支出等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的工具，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失业保险等必须由中央政府负责。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是必要的。中央政府的职能也需要从政策制定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应该相应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