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将在90天内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输美纺织品实施限制。为了解美方此举对我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影响，记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相关采访。
去年9月，ATMI首次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此，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曾组织相关企业专程赴美游说。据一位同行的纺织品企业的负责人讲，游说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本以为事态会就此缓和，但未料到ATM I又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同样的申请。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2002年1月1日，美国取消了对中国部分纺织品的配额限制。然而一年时间刚过，又被重新施以配额限制，表明中国输美纺织品一时还难以摆脱美方一再设定的“进口激增导致美纺织品服装行业受损”的羁绊。
专家怎么看
ATMI宣称，自去年中国对美部分纺织品出口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进口激增，造成美国本土100多家企业关闭及6万多人失业。该协会要求对中国输入的针织布、手套、胸罩、袍服和行李箱等5类产品施行特别保障措施。迄今，记者尚未获知ATMI再次申请的设限产品是否仍属上述5类，但据有关方面透露，“ATMI早先提出的5类纺织品，有一些美国本土并不生产，根本不可能造成对美国同类产品的市场扰乱和产业损害”。就在今年5月，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中关于纺织品进口特别限制措施，美国政府公布了实施程序，此举使ATMI的“再次”申请将具备法律层面的操作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晋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事件有其战略考虑和深层次的原因”。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外贸出口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遏制这种增长势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某些国家担心中国产品会大量进入本国，而纺织品又是中国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赵玉敏对此做了如上分析。据了解，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大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至15％左右，占中国出口商品总量的三成。
美方的此次设限举措对我纺织品出口有负面影响。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有关人士表示，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毫无根据地将我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长归咎为“建立在其他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基础上”。在采访中，许多业内人士对此表现出关注和担忧。
连锁反应之忧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如果ATMI的申请最终为美国商务部接受，势必造成两败俱伤。赵晋平认为，“此举将对中国纺织业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会对中国的就业带来直接损害。”以服装为例，中国对美服装出口占中国服装出口总量的10.4％，如将经香港转口部分计算在内，则高达30％。据测算，中国服装出口每下降1个百分点，全国服装生产就要下降0.5个百分点，全国就会有3万多人失业。
“市场损害程度将相当严峻”。由于劳动力便宜，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将长期存在。中国纺织品虽然在美国、日本和欧盟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仍以美国市场最大。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替代美国市场。同时，赵晋平提出，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也将“损害美国经济和国民福利”。美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美国本土的纺织业“价格高、效率低”。美国一旦控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纺织品势必冲击美国市场，导致美国纺织品价格上扬，价高质低的纺织品将直接损害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纺织行业已相当萎缩，纺织业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居于辅助地位，即面料转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美国仅承担包装加工环节”。赵晋平强调，重新对中国纺织品设定配额，“对美国纺织业不会带来太大的机会”。赵玉敏则担心，“一旦实施‘特保’，将造成恶劣的‘仿美’效应，其他国家可能对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采取同样的措施”，同时，其他产品也可能步纺织品后尘。
预警机制的两难
“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是通过与美国的中间商洽谈订单，因此对美国市场信息较难直接把握”，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金一平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调控出口方面，“企业很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山东企业老总则问记者：“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能否建立预警体系？”
赵晋平明确提出，纺织品企业“建立出口预警机制乃当务之急”。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部分配额取消，中国纺织品对美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可预见的，美国的“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预见的，这些都需要有“政策层面的考虑。”赵晋平认为，“预警机制作为制度层面保障，需要政府支持，行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中国行业协会尚未完全褪去‘官办’色彩”。因此，目前建立预警机制存在一定的难度。
然而，赵玉敏提出，“有生产力优势的产业，限制的理由何在？”中国的纺织品业已形成产业群和产业积聚效应，比如，浙江温州有拉链产业、纽扣产业。除设计方面外，中国纺织业的软硬件不可比拟，原料采购的通关快捷胜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则为发达国家所无。此外，纺织品出口已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
“预警机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建立，但随着配额招标的逐步取消，企业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则更加困难”，赵晋平特别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