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双林：从效率上讲，中国的税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这是从增加生产的角度来说的。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就认识到西方储蓄不足、消费过度的问题，不仅国家财政赤字，个人也借债消费，这也是导致今天欧美等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当时经济学家就建议从改革税制上解决问题：

　　结构性减税与税改之道

　　首先，降低资本税，资本是由储蓄形成的，资本不征税，人们就有了储蓄的积极性。

　　其次，由消费税替代所得税。所得即收入，包括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向收入征税，实际是向消费和储蓄都征了税；倘若用消费税替代所得税，老百姓消费的意愿就会下降，储蓄就会上升。

　　最后，降低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一般认为，富人储蓄倾向高。给富人100块钱，他可能储蓄了；但若给了穷人，他就消费了，所以给富人减税的结果是增加了储蓄。里根总统上台后，税改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降低累进程度，在他任期内，最高税率从76%降到28%.

　　中国的税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国家很穷，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家都强调效率。刺激储蓄，增加投资，生产就会提高、经济也会增长。所以，1994年的税改是利于增长的，也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

　　中国的税制正好是西方经济学家这些年来想要实现的税制。税制改革后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台阶上，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的税制是注重效率的，我们要在讲求效率的同时，使得税制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1世纪》：今年的财政政策定调为“积极财政”，在低收入补助、医疗、保障房等方面都将加大支出规模。一边是“结构性减税”，一边是加大支出，如何防范债务风险？

　　杨志勇：在财政收入方面人们总是希望政府减税，而在支出方面则希望政府多花钱，演变下去就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即欧洲目前面临的情况，这样的财政是难以持续的。

　　但这种情况还不会在中国发生，决策者还是相对理性的。比如货币政策的调整，原本去年以来货币政策一直在紧缩，但在2011年10月领导人考察之后开始进行微调。所以，政策要密切关注经济的走向，并且具备前瞻性，在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进行预调。当然，今年宏观经济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化解。

　　从财政体制的角度，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财政体制始终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