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法的，但是由于对于证券公司的信任以及之前委托理财获益的经验，文某某并未预料到证券公司被托管导致无法归还到期贷款，证券公司被托管是文意志以外的因素，也是他事先所不能预料到的，就这一点来判断文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成立。而且有证据证明文某某有归还银行贷款的行为，文不但以个人信用与银行签订了担保合同，还有部分还款行为。银行贷款虽然被文某某改变用途，但由于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故诈骗之罪不成立。

　　综上，本案中虽然最终造成了银行向文某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但由于一方面文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不能收回贷款这一结果，并非是由于文的行为造成，而是由于某证券公司的经营失败而导致无法收回资金。在刑法中，危害结果只有在为危害行为所造成，才能说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危害结果若非由于甲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而是由乙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则不得追究甲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最后，检察机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值得提出的是，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规定：在刑法第175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75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该规定，文某某主观上虽无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故意，但文通过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将骗得的贷款用于委托理财，导致银行无法按期收回贷款，情节严重，应当构成骗取贷款罪。由于该案发生在2003年和2004年，刑法修正案（六）是2006年6月生效的，该案的处理在刑法修正案（六）颁布之前，故未采用修正案规定处理本案。

　　上述两个案例都存在骗取贷款的行为，行为人都将骗取的贷款用于金融投资行为，但处理结果迥异，一个构成严重的经济犯罪，另一个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这不仅涉及如何准确适用法律，还牵涉到如何把握刑法对不法经济行为的介入度。刑法是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刑法介入不法经济行为的深浅程度与市场经济的活力密切相关，司法机关在处理不法经济行为时，应当把握好刑法介入不法经济行为的度，使刑法能够充分实现保障经济